......研究康孫不在這篇文字的範圍內, 為追懷『五四』, 我只在這裏談蔡元培。
嚴格的講起來, 我不是一個適於談蔡元培的人, 可是在和我同時代而年輩較早於我二三十年的若干人物中,蔡先生却是我很歡喜的一個。他生平的言論, 行事, 以及若干種已印行的著作, 我大致沒有多少遺漏都曾加以注意。尤其他所實踐的一種生活態度,也似乎給了我一個有力的啟示。記得有一次, 我大概是搭最早一班的火車由上海去杭州, 當我走進車站的時候, 正看見蔡先生坐在月台上一張給旅客休息的長櫈上, 穿了褪了色的夾長衣, 一手揑着一個小紙包, 一手抓看紙包裏的東西往嘴裏送。其時車站上的人還沒有幾個,我着實看了他幾眼, 因為我在注意他, 也引起他望着我, 這是蔡先生給我第一回的印象, 看樣子他最多不過六十, 究竟在什麼時候, 我已不能確指了。另一次, 我剛剛跳下上海靜安寺最後一站的電車, 向百樂門的一方走去,遠遠看見蔡先生携着他的周夫人緩步而來, 走進 百樂門隔壁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其時我並不要買書, 但我也跟着進去, 看著他東望望, 西望望, 選購了好幾本新出版的哲學書,內中有兩本, 我知道譯者本領並不高明, 但他還是買了去, 當下我頗懷疑, 他為什麼要買這種東西?近年我有一位朋友, 能暢讀英德文的名著, 他自己譯的書也不少, 因為他平日不歡喜翻閱別人的中文著作, 乃至累得自己的幾句中文, 也愈來愈不圓熟, 在他的譯著中許多極尋常的人名地名, 往往也要自出心裁, 運用一些面生可疑的字眼, 因此我才感到蔡先生把別人那種譯得不大好的書也買去翻翻,並不是完全沒有益處。這次我看蔡先生的容色很好, 衣履也很整齊,其時大概是民國二十年以後他已遷居在靜安別墅的時候, 他的年齡已在六十六七,態度多少有一點龍腫了。還有一次, 這是一個比較更早的時候, 我偶然在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刋上發表了一篇短文, 內容是鼓吹『戀愛至上』一類的東西,淺薄而頗有力。第二天, 在同一報上便有一篇文字駁我, 措辭很溫婉, 態度很嚴肅, 還引了柏拉圖的一番說法,頗引起我的注意。同一天的下午, 該報的副刊編者老友崔萬秋走來問我:『您知道今天駁您的那篇文字的作者是誰?』『我不知道。』『蔡孑民呀!』『哦!』在我是那樣輕率, 蔡先生却是這樣的不肯馬虎、,這實在使我非常感動, 今天更從何處可找著一個這樣青年人的領導者呢?
蔡元培也只是一個書生, 但是一個很像樣子的書生; 他也是中國新舊過渡時代的一個人物, 但別人過渡或者永遠在過渡中, 或者永遠渡不過去, 而他却是一個真正渡過了的人物!
以翰林而參加革命, 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的第一人。以一個革命者而把他畢生的精力貢獻於教育與文化事業, 而自身又能夠不斷的向新知方面求開拓,他也是最澈底的一個。
看蔡先生的樣子似乎也很平凡, 但他實際有過人的智慧。他十七歲補緒生, 二十三二十四便 、以聯捷成了舉人和進士, 二十六得了翰林院庶吉士。自從他二十八歲在李慈銘家裏當塾師算起, 中間經過担任紹興中西學堂的監督,南洋公學的教員, 愛國學社的總理, 愛國女學的校長,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所長, 上海『警鐘日報』的編輯, 自民國六年開始任北大校長, 實際名義上繼續到民國十五年才正式擺脫, 一直到二十九年三月五日他在香港去世以前,他還是遙領了一個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他曾以很短的時間做過官, 但他不是為做官而做官,是為他的教育與文化事業而做官; 他曾不斷的到德國 到法國去留學,也不是為成就他自己一個純粹學者的地位而留學, 還是為他的文化與教育事業而留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