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采访的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李怀印教授，当时听说李教授是UT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我感到非常好奇：在美国做东亚研究，究竟是研究什么呢？抱着这样的好奇，我联系朋友让我和李教授约了一个采访。其实上个月本该采访的，因为疫情的原因推迟到了4月份才进行。此次采访第一次没有面对面，而是采用Zoom视频进行的。在疫情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一个将近2个小时的访谈。感谢李教授在百忙之中，和我进行沟通。他本人非常地低调且内敛，此次访谈也让我受益匪浅，此文也对在美国做中国历史以及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表示深深的致谢。因为你们，我们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才让更多的人看到。作为文科生的我，虽然无法企及李教授的高度，但却了解在美国文科生的不易，李教授的人物故事让我深深的动容。

李怀印教授简介

李怀印教授于1984年获苏州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硕士学位，2000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博士学位。2001-2006年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历史系助教；2009-2012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校区历史系副教授；自2012年始，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校区历史系教授；自2015年始德克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华北村治》（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6-1936），《乡村中国纪事》(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重构近代中国》（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Historical Writing），《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The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00-1950)。

初到美国

在我眼里，年轻时代的李教授算是一个神童。那个年代，他在15岁就上了大学。在之前的采访中，有幸了解到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热潮。李怀印教授也算是在这个热潮里的一员。那时大多数的留学生来到美国都需要以打工来维持生计，李教授因为自己的努力，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的全额奖学金，得以专注于学术研究，这让我觉得非常的钦佩。李教授在采访中回忆道，那时出国非常难。难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单程机票是600-700美金一张，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大概是5000块人民币，而那个年代国内的人均工资，每个月只不过200人民币上下。所以除非是在美国有亲戚接济，或者家里有钱，不然即使拿到全额奖学金，却连买机票的能力可能都成问题。李教授联系到了美国的一个朋友帮他买了机票寄到了南京，并且在出发前设法兑换了几十美金的零用钱。就这样他踏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巧的是在出发前还从朋友那里记下了导师一位中国学生的电话号码。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着陆后，他先给导师的助理打电话，对方答复说自己并不负责接机以及住宿安排。在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境地，李教授拨打给了之前记下的那位中国同学碰碰运气，结果四十来分钟后，这位同学果然开车来到机场接人，并且帮他办理了入住UCLA周边公寓，还协助支付了房租。同胞的帮忙，让他一直铭记在心。

李怀印在UCLA的导师为黄宗智教授，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方面有卓越的建树，对李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也起到非常关键的指导作用。李教授告诉我，几个月前人民大学刚刚为黄教授举办了一场80周岁庆生会。来自大洋两岸的所有学生欢聚一堂，进行了一整天的学术交流。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桃李满天下了。

黄宗智（Philip C.Huang)教授简介

◆1966年：历史学博士，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6年至今：历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历史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Professor, Above Scale)"，2004年荣休；

◆1975年至今：Modern China创刊编辑；

◆1986-199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

◆2001年至今：《中国乡村研究》创刊主编；

◆2005年至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兼职教授；

◆2012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忆起自己的留学经历，李教授对我提起当时大家听到他来美国学中国历史，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远万里来美国学习中国历史呢？其实在博士期间，对李怀印教授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接受美国历史学科的学术训练，每周除了应付各种课程，还有大量的写作训练。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概念、方法还是范式体系，都和中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一切几乎从头再来，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不分国界都是相通的。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其实主要也是要用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自己的学术成果才会得到同行的接受和认可。留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了解美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并且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融会贯通的过程。读博期间，李教授说道，口语和写作必须过关。现在李教授在指导学生的时候也会主要从这几方面来着手。每年暑假回国，在各高校讲座，也侧重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因为对属于大众传媒系的我来说，从毕业留美找工作来说，都是一件相对比较难的的事情。所以我可以想象，作为文科博士生，在美国钻研中国史的时候，支撑他们的信仰究竟有多强大，才能让他们坚持下来。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查到了网易教育上的一篇名为《美国的文科博士：鄙视链的底端两种文化的夹层》。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以此致敬那些默默在自己钻研路上坚持的文科博士们，这句话是“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们必须走过的一段漫长旅程，朝向知识圣殿的光亮，艰辛而孤独地前行。” 象牙塔之外的人们看向博士的眼光是复杂的，有仰慕歆羡，有敬而远之。”这篇文章也提到了文科博士毕业率的问题。上面的数字让我非常的惊讶。每个学科的发展前景可以从博士的毕业率看出来，因为博士是一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和推动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美国博士的毕业率本身就很低，而文科博士的毕业率更是低的惊人，只有不到50%，美国历史最悠久和地位最崇高的学术中心——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项目“人文学科指标”显示，人文学科博士毕业率的中位数42%，与数学和物理相近，工程、生物、健康科学则拥有所有博士项目中最高的毕业率——50%。可见与更加“实用”的科学相比，基础学科普遍门庭冷落。在人文学科博士看似不算太差的42%中，戏剧和表演专业以中位数56%拉高了平均水平，而比较“硬核”的语言、社会、文化专业则拥有最低的毕业率33%，意味着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最终拿到学位。

李教授告诉我，在博士期间，他的研究方向为华北乡村社会治理，主要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他后来出版的第一本专著的内容。李教授回忆道，读博期间，他每周都需要撰写读书报告，每个学期要写几篇论文。现在的他，因为那时候留下的习惯，每天不写几个字就会觉得白过了。但李教授也说道，那时候也有些同学觉得比较难坚持下来，所以有一部分的博士生是没有毕业的。归根结底，博士期间学习是靠自己的，老师只是给你提供指导，无论选课还是科研，90%的工作是要自己独立完成的。

终身教职

从UCLA毕业以后，李教授来到了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历史系任职。回忆起自己在密苏里大学的经历，李教授说道：“对那里的印象非常的好，华人那时候也不多，圈子很小，但大家的关系都非常的好。”那时候在密苏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还清楚地记得，全部加起来大概只有500名左右。查了一下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李教授所任职的校区的：“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是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of Missouri Columbia）系统中的主校区，也是实力最为强大，名声最为显赫的校区，与同州另一私校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并称。同时，它也是34所公立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AU）的大学之一，是该州唯一一所同时兼为美国大学协会会员和卡内基高等教育基金会评出的“博士科研/横向研究型大学”。放眼全美，获得同等双料头衔的大学也不过三十余所，故素有“公立常春藤”名校的美誉。”在美国，拿到研究型大学终身教职是一个须有长期规划的事情。李教授在和我讲的时候，我也去做了一些文献的整理。在美国，tenure-track制度的主要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稳定“固定编制”这么简单。终身教授制度一方面是保证学术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和学校管理层讨价还价的筹码，不会随便的把学校的大方向带偏。这是一个需要经历6年时长的路途，正所谓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本来就不多的名额，终身教职相当于是国内的“铁饭碗”了。

李教授在密苏里大学历史系任教以后，其实也就是踏上这条漫漫长路，不过他说，现在回看起来，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艰难。在人文学科领域，要拿到tenure-track职位，竞争相当激烈。我之前有提到李教授的第一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须由美国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方可获得同行的认可。而一本专著的成功出版，也需要迈过同行评审和出版社内部的道道关卡。通常在博士毕业获得教职后，须在六年内拿到tenure，从助教授升级到副教授，一般都需要出版一本专著，不然就只能卷铺盖走人。

在密苏里执教六年并拿到终身教职后，李教授获聘来到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所以tenure-track这条路，李教授走了两遍。从副教授到正教授，还需要继续出书，也同样需要请校外五六位专家进行评审，再由本系和学院一级的评审委员会投票通过。这时候李怀印教授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过职称要求，晋升过程已经没有悬念。

中国历史也能在美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李教授告诉我，他和家人之所以决定来到奥斯汀市，因为密苏里那里虽然对孩子小时候的成长非常的好，但以后上高中和大学地方就太小了，所以可以说来到奥斯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当然比起作为大学城的哥伦比亚市来，奥斯汀更大更发达，还有自己的国际机场。比密苏里大学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也有更多的资源。UT的中文藏书量，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三十，中文图书种类齐全，有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各类学术图书、文艺期刊和大学学报等等。这个图书馆也是对公共开放的，如果是学校的学生，可以随时借阅。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吸引到李教授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有一个东亚研究中心，目前研究东亚地区的教授有40来位，分布在UT的各个系，从事中、日、韩各领域的研究。东亚历史这部分有四位教授，两位专长日本，两位专长中国。政府系、社会学系及宗教系以及教育、传媒、美术等学院等等，都有教授从事跟中国相关的各项研究。作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李教授主要负责组织各种的学术活动，通常一直维持着两周一次的学术讲座或其它形式的活动。例如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前，刚刚邀请到一位知名的日本导演来演示了其所执导的一部关于韩国慰安妇的历史纪录片，吸引了上百位观众。像台湾的白先勇和大陆的阎连科这样的名作家，最近也先后来跟东亚研究中心的师生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李教授强调，中心的活动完全靠自筹经费。自上任之后，李教授作为中心负责人已经利用所募集的社会捐助，新设立了一个冠名系列讲座和一项每年提供给中国历史文化专业方向研究生的冠名奖学金。由于UT校方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终止了包括东亚研究中心在内的校内绝大多数研究中心的经费拨款，他呼吁奥斯汀亚裔各界热心人士支持中心的活动，可以直接跟他联系（邮箱为hli@utexas.edu），中心通常会为赞助人士或机构提供永久性的项目冠名。

李教授除了负责东亚研究中心之外，还有一定的授课任务，包括给低年级本科生开设的基础课，比如中国导论，主要讲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每次大概有100多人会选这门大课。第二种是高年级本科生的专业课，内容有所侧重，选课学生不能超过30人。人数更少的是给本科生开设的讨论课，限制在15人以内。第三种是博士生课程，人数限制在10人，每堂课3个小时，每周一次。李教授目前指导5位博士生，进行近代和当代中国的专门课题的研究。不仅仅如此，每年暑假，李怀印教授也会回到国内展开学术交流，多的一次一个暑假去了十几所大学，还先后任职于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以及暨南大学等高校。除了授课和做学术报告之外，也经常受邀参加他们的博士论文答辩。

李教授告诉我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中国历史概述和其他课程85-90%都是美国本地的白人和在美出生的华裔学生，国内留学生大概占10-15%。不光是在校的美国学生增多，班上偶尔还会出现对中国感兴趣的年长的旁听生，他一般也不会拒绝，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了解中国。

访谈过程中，我们也聊到一个组织叫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US)，这个组织的人主要是国内到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并且在美国高校任教做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在这个组织的人数大概有一百多人。就整个美国而论，据说有5000所正规高校，专门从事中国历史教学的，估计不下于数百人，就整个东亚史来讲，可能到2000人。

谈到自己所带的国内博士生，李教授说他会花很多时间指导博士论文的写作，提高他们的英文写作水平。而美国学生的问题，则是中文水平不够。比如有一个学生专门研究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需要去上海市档案馆去看这些资料，如果中文不过关，就无法做博士论文的相关研究。

李教授还告诉我，UT这里的历史系是全美最大的历史系之一，与UCLA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的规模不相上下，也是UT人文学院最大的一个系，有60多位教授，研究领域涵盖世界各大洲和主要国家，教师所掌握的语种至多，超过了其他各系。UT历史系是校方重点发展的系科，学习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很多。李教授提到，很多学生在选过他的课程之后，都会对中国产生兴趣，在毕业后来到中国工作，其中有几位在上海、广州等地工作，至今保持邮件交流。UT还有个Plan II教学项目，主要是一对一栽培学生，涵盖各学科。李教授先后带了十几个这样的学生，现在的毕业论文设计主要针对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海峡两岸关系等等课题。李怀印教授告诉我，在美国，历史系其实很受欢迎，本科历史毕业后，通常会继续攻读政治或者法律研究生专业。这些专业也非常欢迎历史系的本科生来报考，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历史专业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评判能力以及严谨的英文写作能力。授课的重点不是满堂灌输，而是要大家思考问题，然后形成文字。李教授给学生打成绩，主要看学生能否独立思考，写出观点明确、逻辑严谨、语言简洁的论文。李教授告诉我，美国主流社会老一辈的家长，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话，通常都喜欢孩子进入历史、政治、法律之类的文科专业，学理工的比例远不及亚裔学生。

写作是一生的事业

李怀印教授已经先后出版了四本专著，前两本都是研究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是《华北村治》(Village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6-1936)，第二本书是《乡村中国纪事》(Village China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谈到为什么要选这个方向，李教授说，80年代中国人口当时有11亿，其中80%分布在农村，所以李教授告诉我，了解中国要先从农村开始。这两本书出版后，在中美两国的学术界都很有影响，通常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都会参考这两本书，在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课程中，也往往指定为必读书。之后的第三本书主要是以国际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历史，书名为《重构近代中国》(Reinventing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第四本书刚刚出版，书名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1600-1950，已经在亚马逊网上发售。除了最后一本，前三本书都有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

李教授还提到，他的第二本书获得了三个奖项，包括国际性学术组织第三世界研究协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CHUS的年度杰出学术奖，以及UT本校的Hamilton专著奖，当年获奖的只有三个人，该奖项每年由UT教授组成评审委员会，从当年UT教授所出版的所有专著中，经专家评审后投票选出。UT校长在每年一度的隆重颁奖典礼上亲自将奖牌颁发给三位获奖人。由于他在UT亚洲研究领域的贡献，李教授还在2018年获得UT亚裔教职工协会（Asian/AsianAmerican Faculty and Staff Association，简称AAAFSA）所颁发的年度荣誉奖。

李教授对于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已经做了进一步规划。对他来说，做学问不能只钻故纸堆，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也不光是一门营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抱负，也是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感悟和执着追求。只有当你喜欢上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才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让人执迷的牵挂，并且始终为此乐而不疲。

这段采访对我来说意义非常大，我从去年7月开始做人物专访系列，之前采访大部分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采访人物。而对李怀印教授的专访，让我学到了很多，不管是写作方面的提高或者是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让我也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在理想面前，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只要目标是清晰的，那么总会抵达到那向往的彼岸。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自己的领域做到钻研，通过不懈的努力达到自己定下的目标并且不断地超越自己。在文章的结尾，再次致敬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们，你们用自己的拼命努力而让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Reference：

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members/index.php?ac=resume&member_id=15

https://edu.163.com/19/0812/09/EMCANGIV00297VGM.htm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796009